欧洲系列 — 匈人与阿兰人

        匈人攻灭阿兰人的战争，被拜占庭罗马清楚记录了下来。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史书，对此也有过记录（《北史.魏书.西域传》：“粟特国，在葱岭之西，古之奄蔡，一名温那沙，居于大泽，在康居西北，去代一万六千里。先是，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，至王忽倪，已三世矣”）。不过这一消息传到中央之国，已经有些走样了。在中国人的记录中，奄蔡（阿兰）跟粟特两个地缘标签被混为一体。当然，中国正史有兴趣记录这一信息，更多是因为“匈奴”曾经是中央之国最强大的敌人。至于细节的准确性，当时也没有去考证的必要了。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尽管最终给欧洲带去巨大压力的“匈人”，是来自亚洲、打着匈奴旗号的游牧民族，但把触发这一民族迁徙事件的始作甬者归功于汉朝和中央之国，却是有些夜郎自大了。要知道，匈人开始对南俄草原的征服，离北匈奴西迁中亚，已经过去了两个半世纪。而此时中央之国，也正陷入以内迁匈奴为首的“五胡乱华”时代。一定要给谁脸上贴金的话，倒不如说欧亚大陆这一阶段，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狂欢时刻。这些原本被文明地区排斥在外的游牧者，在经过与文明地区数百年的交往后，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开始全面进攻了。　　当远在东方的南匈奴，因为内附汉朝（包括后来和魏、晋）而获得了学习、上位的机会时，他们在中亚的兄弟民族，依然还处在比较原生态的游牧阶段。他们的学习过程，主要是在征服阿兰，与欧洲人全面接触后开启的。然而这种原生态，并不代表匈人就没有优势了。正是匈人的这种不为欧洲人所熟悉的“原生态”，对欧洲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事实上，即使对于同为游牧民族的阿兰人来说，匈人在技术上也有着与之不同的特点。　　蒙古高原游牧民族，与东欧游牧民族之间的差异，与彼此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海拔更高，并且难以得到太平洋暖湿气流眷顾的蒙古高原，气候要更为的干冷、恶劣，牧草的质量也要差的多。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类和动物来说，恶劣环境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。以马为例，虽然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所培育出的蒙古马，体型要比欧洲马矮的多，但却不挑食、耐低温、耐力好、体力强。后来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人，可以连续十几天不下马，以一昼夜行军上百公里的速度机动（中间会换马），如果没有任劳任怨的蒙古马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　　由于蒙古马的特点，北亚游牧民族中，善于骑射的轻骑兵，成为了主力。与之相比，生存条件更优的欧洲马，在个头、负重，以及冲刺能力上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。由于马的条件更好，欧洲游牧民族更有条件发展用于冲阵的重骑兵。一般来说，重骑兵的主要作用，是利用自身良好的防护、冲刺能力，冲毁敌军的阵型。在罗马乃至马其顿、希腊军队，都侧重发展步兵方阵的情况下，欧洲游牧民族为了战胜对手，很自然的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加大了重骑兵的比例。　　除了马本身的区别以外，匈人西征时在马具的使用上，也拥有了一些先发的技术优势，这些技术包括马鞍和马镫的改良。之所以说是改良，是因为在此之前，马鞍和马镫其实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。不过早期的马鞍，只是用皮革裹住马肚子，以使骑乘体验更加舒适点而已，衣物与皮革之间的摩擦力，是骑手平衡的主要保障。马镫也是如此，尽管马镫到底起源于何地，又是在何时被大规模运用的，仍然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最初的马镫是软质的皮绳，作用仅是辅助骑手上下马。　　亚洲游牧民族，应该是最早使用高桥马鞍和硬质马镫的，也正是这两项技术，极大的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，使得欧洲大陆的古战场胜负手，彻底转化为了骑兵。所谓高桥马鞍，其实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两头高，中间低的那种“鞍”形结构了。一般是用木头做框架，再包以皮革。前后这两个突起，因为外形似拱桥，所以也被称之为“鞍桥”。
　　鞍桥的设计能够让骑兵的乘坐更加安稳，不至于失衡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鞍桥的保护，在运动和战斗时，骑兵会多么容易在急停时，从前后两个方向掉落下来的。不过要解决平衡问题，仅仅依靠高桥马鞍还不够，因为骑兵从两侧滑落下来的风险依然存在，而这一风险，就需要用“真正”马镫来规避了。
　　所谓“真正”的马镫，是指现在我所见到的那种硬质、多呈环弧状，下部为横挡或者托盘的马镫，以区别早期那些软质的，绳扣状的马镫。可以有人会觉得，不管软质还是硬质，都应该可以帮助骑兵在马上保持平衡。其实这当中的区别，我们平时也可以通过穿鞋的体验感觉出来。如果我们的鞋底不使用能拥有固定形状的材料来做，而是一层容易变形的厚海绵的话，大家在走路时就很难拿捏力度了。为此要付出的注意力，足以影响我们的行动效率。如果是在战场上，那影响的就不只是效率了。　　事实上鞍桥和硬质马镫的出现，并不仅仅是帮助骑手保持了平衡、获得了安全感，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骑兵的战术。比如有了这两处支点，骑兵就可以玩诸如“镫里藏身”类的高难度骑术，混在马群中接近对手；骑射时也可以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，通过身体直立、扭转，360度调整射角。
　　之所以没有将这两项重大发明，直接指向匈人，是因为他们也许只是最早将之展现在欧洲面前的民族。我们目前所见到的，最早的硬质马镫实物，出土于3世纪中叶的鲜卑墓。鉴于亚洲游牧民族风格、地缘相近，不管是哪个民族最先使用，这两项技术最先在亚洲地区得到普及应该是可以肯定的。至于欧洲游牧民族乃至其他欧洲人，就只有在血的教训后，才会去拥抱技术进步了。　　其实这种对于新技术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因为每一项革命性技术的出现，都意味着习惯的改变，而对于人类来说，改变习惯往往是最痛苦的。就像从技术角度看，男人留着一条需要打理的辫子，肯定没有现在我们这种短发来的舒服了，但当年在把这个完全无用的东西去除时，却也是遇到过很大心理障碍的；又比如清帝国就算在战场之外见识过西方火器的威力，却仍然“不见棺材不落泪”的，在鸦片战争中试图以蒙古骑兵去冲击对手的阵线。　　回到匈人西征阿兰的话题上来。匈人与阿兰之间的决战，发生在顿河之侧。这条东欧名河的位置，相当于南俄草原的中线。其东部是大部归属于哈萨克斯坦的，气候干旱的里海沿岸低地。由于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，里海沿岸低地整体呈现荒漠、半荒漠状态，甚至是欧洲唯一拥有沙漠的地区。很显然，对于背后拥有大片肥美草原的欧洲游牧民族来说，吸引力并不大，但对于一直跟荒漠草原打交道的亚洲游牧民族来说，适应起来却并无难度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当年俄国人，放手让哈萨克小玉兹部游牧于此，并最终将之大部划给哈萨克斯坦的原因所在。如果阿兰人一开始并不愿意与匈人为敌，而放手让匈人入主里海沿岸地区（或者说统一“哈萨克斯坦”），也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。

        在决战正式开始后，阿兰人显然很不适应匈奴人的战法。阿兰人的阵列中，除了骑兵之外，还有大量四轮马车，用以构筑临时堡垒和正面战场。虽然这些“重武器”在应对西方的步兵方阵时的确有很强的冲击力，也能够在扎营时提供更多的保护，但在对付那些人马合一的亚洲轻装骑兵时，却毫无用处。因为匈人根本不会列好阵等着你去冲击，也很少会去正面攻击坚固的堡垒。人马合一、无需辎重的亚洲人，更多凭借的是自己和蒙古马的耐力，以及随时可以发射的弓箭，游击、拖垮对手。　　匈人的这种战法，对于熟悉汉匈之战历史的朋友来说，实在是太熟悉了。应对这种游牧骑兵最大的问题是：你可以击败他们，但却很难全歼。与很多拥有严格纪律、视战场后撤为耻的军队不同，亚洲游牧骑兵完全不认为这是个问题。“打的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“是他们的战场信条。一旦对手的防线出现漏洞，这些机动能力强、耐力好，又善于使用弓箭的对手，就会回过头来给你致命一击。　　由于生活习惯以及部落结构的原因，单个游牧部落所能聚集的骑手数量并不太多，通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只是到经济发达地区迅速劫掠一番，并不会攻城掠地。不过在某些历史时段，草原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，也会有机会诞生一位有实力、有声望的共主，汇集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游牧骑兵，一起向生存环境更好的地区，进行迁徙作战。很显然，匈人决心与阿兰人决战，并最终控制南俄草原时，他们已经能够把中亚草原大部分的游牧者，聚集到自己旗下了。　　战争的结果是匈人大获全胜，获得了直面西方文明的机会。不过对于阿兰人以及其他萨尔马提亚人来说，这也并非全是坏事。最起码他们有机会，在匈人的带领下，深入那些之前无法攻掠的地区。草原上的事就是这样，人口资源紧张的游牧者之间在对战之时，很少会采取灭族的方式，只要你肯转换门庭，成为胜利者的一部分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相当一部分阿兰人加入了匈人的阵营，而当欧亚游牧民族，在南俄草原合为一体之后，谁都能猜到他们的下一个方向是欧洲腹地了。　　匈人入主南俄草原，对这片草原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黄白人种的混合（游牧者并不在意这点），而是让欧洲骑兵的战力提升了一个台阶。鞍桥以及马镫的使用，并不仅仅对轻骑兵有用。事实上，对于重装骑兵来说，这两项技术的使用意义会更为重大。我们知道，装备的越轻，越容易在马上控制平衡。诸如努米底亚人一类的游牧部落，即使没有这些马具，也能做到人马合一（当然要做到这点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，甚至说上从小就“长”在马背上）。　　然而对于讲究冲击能力的重装骑兵来说，没有马具的帮助下，保持平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。鞍、镫技术的使用，不仅能够让重装骑兵获得更好的平衡感，同时也能让骑手增加自己的负重（特别是护甲），以提升战斗中的安全指数。在与匈奴人的战争结束之后，亚洲人带来的鞍镫技术，很快便在阿兰人之中得到了普及。事实上，阿兰人应该还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技术和材料改进，以使之更好的适应重装骑兵。　　对于匈人来说，欧洲游牧者的加入意义其实也是很重大。因为任何一个兵种，都有他的优缺点，单兵种的适应范围有限，并无法靠它建立一个地缘结构复杂的帝国。比如亚历山大的军队。由于“马其顿方阵”中那长度达到6米的长矛实在太过吸引眼光，很多人会产生错觉，认为亚历山大仅仅依靠这些纪律严谨的长矛手，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而实际情况是，亚历山大的军队是多兵种混合作战的典范，其中马其顿骑兵的配合尤为重要。　　我们在汉匈之战阶段，曾经着力分析过的李陵“浚稽山之战”，应该是单兵种对战的经典之战。是役，汉朝的5000步兵，与匈奴数万轻骑兵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，充分将双方军队的优缺点暴露出来了。虽然匈奴人最后还是凭借耐力和数量上的优势，在最后时刻拖垮了汉军，但如果当时能够有重甲保护的重骑兵，用来冲破汉军的阵线，匈奴人就用不着付出上万人的损失了；反过来，如果汉军当时能够有一定数量骑兵配合的话，也不至于在退至长城以北的最后时刻，功败垂成。　　兵种过于单一，一直是很多草原游牧民族难以真正入主中原的重要因素。我们会发现，例如匈奴、突厥之类的游牧民族再强大，他们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区域，也只是在草原的边缘。那些最终得以入主中原的马上民族，都经历过一个兵种丰富的过程。比如金人的 “铁浮屠”（重甲骑兵）、成吉思汗的“回回炮”（抛石机），都是在战争中不断学习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兵种问题只是地缘背景在军事层面的体现。所谓“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”，如果你想征服一片与自己地缘环境迥异的土地，就必须因地制宜的作出些改变。　　　　在征服阿兰人之后，富庶的罗马帝国看起来已经呈现在“新匈奴帝国”的眼前的。然而这些亚洲人要想真正入侵罗马，还要跨越一个障碍，那就是“日耳曼人”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，日耳曼人不是在阿尔卑斯山外围的“日耳曼尼亚”吗？怎么会跑的南俄草原的边缘与匈人发生冲突。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有过答案了。早在公元一世纪中叶，日耳曼人中的“哥特人”，就已经向东渗透到东喀尔巴阡山东的“摩尔多瓦丘陵”了。　　在哥特人的历史中，除了不断对罗马的达契亚，乃至多瑙河之南的领土造成侵扰以外，基于地理位置，他们与包括阿兰人在内的萨尔马提亚人之间也是时战时和。对于罗马来说，哥特人的存在即是不幸也是幸运。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当你面对的对手是两个时，外交家往往能够替代军事家分担一些工作量。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之后，他除了发动针对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之外，还曾经有意识的介入二者之间的争斗。当哥特人入侵罗马时，罗马就成了萨尔马提亚人的盟友；而当萨尔马提亚人经不住诱惑侵入罗马时，罗马人又和哥特人站在一起攻击萨尔马提亚人。　　虽然罗马在公元270年，完全放弃达契亚的决定，貌似损失了大片领土，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，却收缩了自己的防线，加大了两个对手的地缘矛盾。如果没有匈人的入侵，黑海之滨的这场“三国演义”估计还要围绕多瑙河下游上演若干年。然而匈人的到来，却打破了这一平衡。在他们取代萨尔马提亚人，成为南俄草原的主人后，哥特人发现，自己也同样无力抵御这个强大的入侵者。　　在具体解读匈人加入后的“新三国演义”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解决几个问题，包括哥特人的领地到底包含哪些范围？他们真如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，变成了一个游牧民族吗？